一个老板从来不丢东西的启示
（原载《经营管理者》2004年第6期 卷首语）
李启咏
有位五十多岁的企业老板，从来没有少过东西，也没有被人偷走过东西。他举个例子说：我上了火车，总是把周围的人看成贼，触目皆是小偷，所以我的钱总是放在内衣的夹缝里。我的东西我藏得很严，包总是随身带，包上还有个小链子。由于看得很紧，谁也偷不走东西。这已经形成习惯。
老板的行为使我想起了制度建设。我们建立一个什么制度，一般不把人想得那么坏，所以制度本身往往就欠缺严密。
关于反腐败，很多时候我们试图在教育上下很大的功夫，很多时候还以为“世界观”问题是关键，很多贪官被抓起来了，写忏悔时也埋怨自己“世界观”不好，没注意思想改造。实际上不是这样。有了好的制度，不管什么样的“世界观”，官员都会受到有效约束；没有合理的制度，什么样的“世界观”都可能会出问题。“世界观”根本不是什么关键问题。换一句话说，思想、教育在反腐败工作中的作用是有的，但却是次要的。
有人说：没有哪一个贪官，在他上任的第一天起，就想着贪污成为贪官。但是，在笔者看来，这话不对，事实是，没有哪一个官在上任之初内心深处没有贪欲之心，这是人之常情，因为趋利乃是人的本性，除非是深山古刹中看破红尘的高僧。因此，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和制度防止这种贪欲之心发作才是关键。
制度建设必须预设局中每一个人都是坏人。 因此，建立科学和严密的制度，是反腐败的关键。
权力具有天然的腐蚀性、利己性、扩张性。腐蚀性，是指权力可能会把持有权力的人转化成无恶不作的坏人；利己性，权力的持有者在行使权力时总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扩张性，任何权力持有者除了自己正当的权力之外，还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试图越权。
为了使权力的副作用缩到最低限度，人们发明了很多办法。首先就是分权，一个人，或几个人，不让他们占有过多的权力。比如一个国有工厂，如果以为实行了所谓的“厂长负责制”，就可以提高效率使企业兴旺发达那就大错特错。因为任何一个厂长，在内心深处总是想办法为自己捞到更多利益，他考虑企业的发展，更考虑他自己的私利，必须进行权力制约，必须在分权的前提下提高效率。以前在国有企业有书记来制衡厂长，现在书记兼厂长，一个人集大权于一身。在发达国家里，工会很起作用，工会主席由工人选举产生，工会是约束企业负责人权力的力量。在学校，有教（授）师委员会来约束校长的权力。所以，企业或学校的负责人才不至于滥用职权。我们的情况相反，企事业单位一把手的权力很难约束，工会有职无权，厂长想叫谁当工会主席谁就是工会主席。职工代表大会形同虚设。这么多年来，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大量财富被少数人吞噬，国有企业纷纷倒闭，职工下岗，大量国有资产被塞进极少数人的腰包。中国社科院曾经有个调查报告，其中一个结论是，目前企事业单位领导人是中国最富裕的阶层之一。社会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跟每个国有企事业单位高度集权的体制密切相连。
其次就是扩大监督。不但要重视内部监督，而且更要重视外部监督。纪委监督属于内部监督，而人民监督、舆论监督则属于外部监督。内部监督主要依靠权力制衡。外部监督特别重要。仅仅利用内部监督根本不可能完成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艰巨任务。任何高明的外科医生都无法扒开自己的肚皮给自己动手术。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可以用，但应该主要依靠批评而不是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永远是以不触动自身根本利益为前提的。而外部监督则是无情的，你不行，就下台，这就是规则。
反腐败还要破除终身制。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终身制也是腐败之源。我们的厂长、校长、县长几乎都是不倒翁，如果不被抓出来，一辈子做官。我们的社会里遍地都是干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老校长、老厂长、老领导。政治生活中新陈代谢和吐故纳新的能力很差。终身制的最大危害就是增大了腐败的机会，一个人在一个领导岗位最佳时间是四五年，连任一般不超过八九年。在一个岗位上干的时间越长，越容易走向反面。终身制为结党营私提供了温床。终身制破坏了政治生活的新陈代谢和优胜劣汰，而是促进了逆反淘汰，即劣胜优汰。改终身制为任期制，是克服腐败的重要办法。除非专业技术人员和法官、检察官等高度专业化的职业，行政领导必须实行任期制。这里有一个假设：那就是任何一个官员都可能是坏人或者转变为坏人。为了公共利益，必须给他一个任期限制，否则结果就是结党营私横行，好人变成了坏人。
开头说的那位老板不丢东西，是他个人做事谨慎严密的结果，也是预设周围人为坏人的结果，他的处世方式自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值得品味。同样，要想让公共利益和公共财产不受侵犯，制度建设必须预设每个人为坏人。否则，即使一个原本德才兼备的人，也很可能会在终身制、集权制和缺乏强有力监督的环境与机制下，成为一个腐败堕落的、具有家长制作风的坏家伙。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