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的持续高压与腐败的持续高发形成对峙，一部分人心理麻木，关注力疲劳。
●腐败得逞者的侥幸心理和遵纪守法者的失落心理同时存在，形成巨大反差，易使人产生失衡和投机心态。
●社会知名人物腐败犯罪对廉政建设形成负效应。
●理想信念动摇。对廉政建设的正面引导和宣传不够。
●廉政的正向激励不足。
●廉政理论与实践脱节。
廉政公信力不足的原因何在
●杨 书
谈起廉政，总有人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廉政风的留恋。笔者曾听到这样的议论：“那时候你看不出谁是官，谁是民。当官的和老百姓一个样儿，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候当官的不敢搞特殊，谁将公家的东西拿回家了，马上有人报告。”“当官的都怕出问题，那时候搞廉政可是动真格的。”更有人说：“杀了刘青山、张于善，廉政二十年。”而对当前的廉政建设，同样是查办大案要案，有人认为显示了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决心和能力，也有人认为，腐败到此，无可救药。对于腐败产生的原因，有人认为是“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领域的反映”，是“市场经济取向和改革必然带来的副产品”，也有人持“不可避免说”和“人类本性说”，更有甚者把腐败被揭露归结为“撞枪口”和“分赃不均”，等等。近年来，一些地方存在的腐败犯罪增多，群众举报减少，侦查取证难，证人不愿意作证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当前廉政建设公信力不足的问题。
一方面是党和政府始终如一地致力于反腐倡廉，依法查办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强化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深化廉政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仍有个别人心存侥幸，顶风作案；个别地区和行业腐败严重，大案要案屡屡发生；面对腐败，私下议论发牢骚的多，举报揭发的少，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廉政大环境并没有从根本上形成。笔者认为，这种现状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一、反腐败的持续高压与腐败的持续高发形成对峙，一部分人心理麻木，关注力疲劳，对廉政建设产生失望和厌倦情绪。表现为参与反腐败的热情下降，抵御腐败的意识淡漠。有的人从对腐败现象持反感态度逐渐演化为认同、接受，进而模仿和追求。有的人认识错位，潜意识里不将腐败当腐败，甚至把某些腐败行为看做具有开拓精神。
二、对腐败现象发现不力、查证不力、处理不及时，腐败黑数大量存在，腐败得逞者的侥幸心理和遵纪守法者的失落心理同时存在，形成巨大反差，易使人产生失衡心态和投机心态。比如，私设“小金库”、“账外账”早已为法律制度所不允许，而这种现象却在相当多的单位客观存在，成为不治之症。私设“小金库”、“账外账”者随心所欲地支配公款，请客送礼，报不该报的单据，发不该发的“奖金”，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官场和商场，这些人在个别地方被称为“能人”；而严格执行财务制度者，非但没有受到奖励，反而被人看做“懦弱”、“没本事”，对上无钱送礼拉关系，对下群众没有得到实惠，里外不是人。
三、社会知名人物腐败犯罪对廉政建设形成负效应。特别是一批曾经在改革开放中作出过突出贡献的领导干部走上犯罪道路，对廉政公信力产生强烈冲击，其偶像效应的破灭让公众产生巨大心理落差，让一些人对廉政建设产生了怀疑。
四、理想信念动摇。理想信念与廉政公信力是一致的。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人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也不会对廉政失去信心，更不可能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红军长征时期，粮食奇缺，不少官兵只要利用权力多吃一捧粮食就不会被饿死，但他们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没有人去动贪食之念。“三年困难”时期，不少领导干部家庭都忍饥挨饿，但利用职权多吃多占，贪污受贿的很少。比起那个时期，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好了多少倍，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走上贪污受贿的犯罪道路?几乎所有的贪官在自我忏悔中都讲到一个问题，即理想信念的动摇是腐败的开始。
五、对廉政建设的正面引导和宣传不够。有的人片面总结反腐败廉政建设的经验，认为被查处的都是不会做人的，只要不得罪人，与上级搞好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就不会出问题，即使被发现，也会有人保。这些人相信关系网、相信利益共同体，不相信廉政制度。
六、廉政的正向激励不足。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的本质是利益。相对于廉政公信力这种内心确信来讲，利益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当今社会“经济是最大的政治”，国与国如此，人与人也是如此。“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就是功利盛行状态下不少人的行为选择，在利益面前，坚守廉政，意味着牺牲利益。刘方仁、李嘉廷等人曾是廉政的典型，但在利益面前，终于没有能够坚守廉政防线，打了败仗，其状可悲，其情也让人深思。
七、廉政理论与实践脱节。廉政要求与廉政保障脱节，个人价值实现与廉政制度脱节，社会发展中的不和谐现象在一些地方普遍存在，对廉政教育和廉政信念形成强烈的冲击，导致一些人行为取向错误。
公信力作为一种价值形态，是人生的导航器。在人生旅途中，无论身处顺境，还是身陷逆境，都始终对廉政充满信心，至关重要。(资料来源:杭州廉政网)